当集中营里,月台火车进站!

距今七十年,在纳粹集中营里,据生还者描述,被囚者普遍面临到这样一种抉择难题:「到底该不该试图逃亡?」

当时他们的处境是这样的:「越狱,就直接处死同层监狱的所有人」——反抗必死!但不反抗——最后还是得死。于是成为了「到底要不要再多活一天?」的取捨。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为了那「多活的一天」,一些人开始选择跟当权者合作。当监狱里出现小规模骚动时,这一群人就会负责去制止意图肇事的那一群人。于是,监狱内的秩序维持,不再需要凭藉狱卒力量,光是一人想反抗,其他狱友也会「让他死」。

这,就是「监狱帮派」。

这似乎有点弔诡,所谓的分化,那帮派势力的光谱两端,实然都隶属于「受害者」。然而受害者本身似乎忘了「受害者」的身份,继而卯起来成为加害者的附庸,帮忙维持秩序(如同《辛德勒的名单》里那着纳粹军服的犹太人)。这其中,并非单靠「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注一)所能解释,而是利益考量之下的理性选择。

有一更趣味的情景是,某些受害者,通常是中产阶级,还在营房空间里营造出小型咖啡厅,趁着放风时间从容而急迫地泡杯咖啡。目击者是这样描述的:「他们成天幻想还过着过去一般的正常生活,即使要被送进毒气室里了,还要喝杯咖啡。」顺带一提,这样「喝杯咖啡」的权利,还是受统治阶级特别款待的—必须要有「特殊好表现」的人才能够享有。

这些受害者们,宁愿躲进「幻想」里,也不愿意寻求「集体反抗」的可能。集体反抗的势力,因而被分化而无法集结。他们特别讨厌不循规蹈矩的人,对于「道德」两字特别有见地,对于其他的事情则漠不关心,或(装作)一无所知。

分而击之。只要服从,日子就可以好过点。被害者间相互自我阉割,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完全放弃抵抗」(capitulation)。社会学家BarringtonMoore说,这就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更贴切的直翻是:「自我阉割」,或者,「自虐」。

当集中营里,月台火车进站

(照片来源:公共电视PNN)

今日,这样的情境正以另一种形式上演着。我们活在一个相同而又相异的自虐处境:国家不再以设置集中营的方式来奴役我们,而是成为集中营本身;当然,国家仍由警察来担纲狱卒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出现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可能是大企业老闆,或者媒体,藉由这些代理人惟妙惟肖的声色演出来塑造并维持一个国家利益景观,我们每个人都巧妙地镶嵌在景观里,成为稳固其利益结构的自命不凡的螺丝(注二)。总是有被统治者不断指责其他的被统治者,为了获得抑或维护自己可能比别人有机会多一点点的利益(并且因而沾沾自喜),而不断地阉割彼此,继而让「秩序」得以「自我维持」,完全不需要有人来「管理」。(注三)

于是,当月台火车进站,有人落进铁轨,我们听见了此起彼落,旁观者的咆哮声:(注四)

「开车!全部压死!」

「烂人!别在演了!」

而那当权者,真正的1%,坐拥99%财富与权力的那一群人,他们只须要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里,翘二郎腿泡茶聊天就可以了。

(注一)即「人质情结」,指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在审判时)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情结。

(注二)个人成为构成这一切景观结构的「庞大」的螺丝钉,个人就是景观的一部分。所以当景观表面的秩序看来有一丝鬆动时,例如,火车因为一群「暴民」所以「误点」了,个人感受到的是「个人权益的受损」而不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鬆动」。国家藏在幕后,国家毋需现身,国家蕴含在景观之中,又不比景观来的贴切个人。

(注三)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起初纳粹党人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情况可能比这更糟,我们不只不作为,或许连对于「他们正奔向我来」的「意识」都没有了。

(注四)如果有一天,当月台上自身也权益受损的旅客们,能够不是喊着:「拖上来!」而是「下」到月台去看看,看看劳工被压迫的处境并与之对话,甚至与他们一同喊出他们的诉求。我们才能够说,台湾过去由无数劳工血汗劳动的身体堆叠起来的看似「经济起飞」荣景——其转型正义实践,正在发生。可参考(注五)连结获得。

(注五)

联福/怜福—关厂工人的凄凉晚景

人间异语:放任老闆逍遥派80个律师告我

独立特派员259:联福望春风

独立特派员259:改变的勇气

独立特派员276:无上限的被告名单

公视记录观点:奇蹟背后

(注六)

2月5日月台景观

2月5日事件记录

(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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